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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机构及演出场合

发布日期:2019-07-02 22:41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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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音乐机构:大乐署、 专门管理音乐艺人的「教坊」和专门管理仪仗鼓吹音乐的「鼓吹署」、专门学习《法曲》的 「梨园」 汉武帝时的乐府

  隋唐时期,燕乐盛极一时。隋代建立了宫廷宴饮、娱乐用的「七部乐」、「九部乐」,标志了燕乐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诗乐」是唐代诗歌与音乐巧妙结合后,所出现的极具特点的文化现象。唐代文人的诗作,大多用于歌唱而且很受社会欢迎。上至皇帝,下到平民,到处都可以接触到诗乐,如在韩翊的《送郑员外》中道:「孺子亦知名下士,乐人争唱卷中诗」,这表明诗乐的普及程度已深入社会各层面。又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又称《阳关三叠》)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也被后世所传诵。唐代所兴盛的诗乐,得益于有序的音乐机构,如专门管理雅乐和燕乐的「大乐署」、 专门管理音乐艺人的「教坊」和专门管理仪仗鼓吹音乐的「鼓吹署」、专门学习《法曲》的 「梨园」;这些音乐机构的建立,为唐代的音乐人才培养和音乐时尚的引导,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些音乐一直延续至五代十国仍盛行不衰,在五代名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足见端倪。

  展开全部历史上音乐机构最为完善的,当属唐代四大音乐机构,即:政府太常寺管辖的大乐署、鼓吹署和宫廷管辖的教坊、梨园,它们各属其位,各行其职,创造了这一时期最高音乐文化的成就———“燕乐”。并且建立了多部伎(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和二部伎(坐部伎、立部伎)的宏大音乐体制。 多部伎———融合了中外音乐文化之特色,体现了各国乐舞的不同风貌,保留了原有的传统形式。 二部伎———使之宫廷音乐机构管理和教学分离, 促使新的演奏形式出现, 这些演奏形式至今仍存活于一些古老的音乐遗存中,如陕西民间古老乐种“长安古乐”(坐乐、行乐)等。

  周时的音乐教育制度是十分完备的,也具有一定的规模。周初时建立的宫廷音乐机构“大司乐

  ”,可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教育机构和第一所音乐学校。它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实施音乐教育(以“礼乐教育”为其主体),培养的对象主要是“世子”(王、诸侯的长子)、“国子

  ”(公卿大夫子弟)和“学士”(平民青年),并且按照“乐德”、“乐语”、“乐舞”三种施教内容,系统化、程序化的进行音乐教育。《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十五),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周礼春官大司乐

  》记载:“以乐德教国子:中和、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周代的音乐教育已经有了相当严格的教育程序和教育目标,当然,“大司乐”的真正作用,是为了配合礼乐教育,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如《周礼》载曰:“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乐”机构庞大,管理人员与乐工多达1463人,他们大都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音乐家。这个机构的职能有三个方面,即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在音乐行政方面,各级乐官分工明细,各司其职。在音乐教育方面,对受教育的对象有一套相当严格的循序渐进的教学程序。在音乐表演方面,主要承担宫廷宴飨、祭祀、燕礼、射仪等场合的演奏任务。 秦王朝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体制,统一文字、货币,统一度量衡,

  将“六国之乐”集中于咸阳宫中,为统治阶级享乐服务。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体系、教育目的,

  秦初宫廷已建立了名为“乐府”的音乐机构,有出土乐器为证,乐府”作为宫廷音乐机构,其主要职能是采集民间曲调、创制乐曲为帝王权贵歌功颂德服务。乐府的任务是大规模、大范围地采集民间歌谣,创作、填写歌辞,创作乐曲进行演奏、演唱活动。此外,还研究音乐理论、制造乐器等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以及外域音乐,也加以吸收、利用并进行改编创作。如汉宫廷乐舞中的《巴渝舞》,就是乐府指派乐人去少数民族地区学习族的歌舞创作而成的。又如《晋书》所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最早记载了汉代协律都尉李延年根据西域音乐精华创作“新声二十八解”的事情。外域音乐的传入对“乐府”音乐的创作和发展,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丰富和推动作用。除此而外,汉时其它一些重要的音乐表演形式,如相和歌、鼓吹乐、百戏等,同样作为“乐府”音乐活动的主要内容得以提高和发展。汉代“乐府”的乐官、乐师,主要是由出身“倡门”的乐人和来自各地的乐人组成,他们都是很有才华、技艺精湛的音乐家。“乐府”中还有许多“师学”(学员)成员,他们以“乐府”中的乐官、乐工为师,接受器乐、声乐等各种演奏、演唱技能的训练,并参与宫廷的各种演出活动。周朝的宫廷音乐到了秦汉时已烟灭殆尽,因而重振宫廷音乐便成为汉代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在统治者的积极倡导和亲自参与下,“乐府”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乐府”的产生给汉代宫廷音乐带来了新的生机,繁盛时,“乐府”中的乐工竟达1000余人。汉代“乐府”为宫廷音乐的繁荣、为培养音乐人才作出了贡献,为保护民间音乐、促进汉代民间音乐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后世音乐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音乐教育机构,是设立在中央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太常寺管辖下的“大乐署”和“鼓吹署”,属于政府管理下的音乐机构,兼管雅乐和俗乐。隋、唐的太常寺机构规模庞大,乐工众多。《书礼乐志》载曰:“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据有关资料显示,唐时全国约有5000万人,太常寺的乐工占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几。“大乐署”是主管对宫廷艺人进行训练和考核的音乐管理机构,对学习音乐的标准要求相当高,而且考核也非常严格。《旧唐书职官志》有曰:“……凡习者,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分番上下。”由此可见,当时的音乐教育机构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教学、考试制度。大乐署在盛时乐工人数多达11447人。

  “鼓吹署”即卤簿、军乐的官署,是专门管理宫廷仗活动中的鼓吹音乐机构,主要职责是“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教坊”是唐代从政府管理的音乐机构中分化出来的宫廷燕乐音乐机构,该机构集中了不少技艺高超的器乐、歌舞人才,专门为宫廷燕乐培养音乐演奏人才,也是宫廷教习、管理音乐的重要场所。被称为“弹家”的女艺人,就是教坊到民间平民家中挑选的美貌女子,在教坊里接受音乐歌舞和音乐演奏技能的学习。当时所设专业有琵琶、三弦、箜篌、筝等。唐玄宗时教坊设有五处,宫廷有内教坊,另有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各两处。唐崔令钦《教坊记》载曰:“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

  “梨园”是专门教习、演奏法曲的音乐机构,因设在禁苑附近的梨园而得命。其弟子是从太常寺乐工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以从事“丝竹之戏”的器乐演奏为主,多为男性演员。唐代音乐机构较之于前朝要复杂庞大的多,一是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刺激了音乐文化的需要,二是为适应宫廷燕乐高度发展而建立。不同的音乐机构尽管在职能上有所不同,但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是一致的,大量音乐人才的涌现对促进了唐代音乐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后,宫廷音乐机构由盛而衰,唐宗大历十四年梨园宣告解散,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宏大、高质量的音乐机构。

  宋、元、明、清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重心移向了民间,音乐活动不再以宫廷为主,而是以宫廷与民间共同发展为其特征,民间的音乐活动则显得更加繁盛,说唱艺术、戏曲艺术也得以确立和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此时,音乐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音乐的活动中心开始分化,多种艺术形式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宫廷音乐机构逐渐消解,规模也没有前世那么庞大,杰出的宫廷音乐家越来越少,音乐教育行为逐渐转向民间,音乐教育活动呈现出广泛的社会性。 这个时期的宫廷音乐机构,基本上沿袭了隋唐时期的模式,设有太常寺、大乐署、鼓吹署、教坊等音乐机构。太常寺主要掌管、演奏宫廷雅乐,用于郊庙祭祀、朝贺典礼等场所,同时还教习音乐、编写教材、制定考绩制度,把教习雅乐作为一项重要的音乐教育活动。 宋代教坊初期完全延用旧制,分为四部———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后又陆续从各地吸收了 许多优秀乐工,“由是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随之教坊规模不断扩大,艺术质量明显提高。宋代教坊的主要任务是为宫廷演奏燕乐、创作燕乐曲。 南宋教坊几经兴衰,撤而复置,名存实亡。《宋史》卷一四二:“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绍兴十四年复置。”《宋史》卷一四二:“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即日蠲 罢,各令自便。”到了宋孝宗时,教坊机构才被废止。元代宫廷设太常寺、大乐署等机构,分别管理执 掌雅乐、郊社宗庙之乐。音乐的传教活动也是以雅乐 为其主要内容。明代的太常寺仍然掌管雅乐,教坊掌管宴飨之

  俗乐成为宫廷音乐传教的主要内容。 清代宫廷只保留太常寺音乐机构,仅有少量的雅乐传教活动。民间出现由文人、艺人构成的班社组织(机构),教习和传播民间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等多种民间音乐,培养了许多民间艺术表演人才。

  中国古代的音乐机构都是对高管贵族服务的,比如汉朝的汉乐府,甚至清朝最常见的中国戏剧的结合体京剧,无一不是给高管富人看的,一般来说,都是节日庆祝的时候才会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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